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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共有汉大学士97人（总数187），以举人出身入阁的仅有左宗棠一人。再往前推，有明一代共有163名大学士，也清一色都是进士出身。
或许有人会说，左宗棠收复新疆那么大功劳，弄个大学士不是很正常，有什么好质疑的？
有个时间节点必须搞清楚，同治十二年底，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因镇压回民起义之功，先授协办大学士，并于次年八月晋东阁大学士。
也就是说，左宗棠入阁与收复新疆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肃清西北也是表面文章，深层次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政治平衡。
同光之际，湘、淮两大集团的崛起对清廷形成了统治威胁，在无法彻底消除湘淮集团的大背景下，采取湘淮互制也就成了清廷的惯用手法。
第一阶段为扶淮抑湘
自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覆灭之后，湘军集团受到压制，曾国藩的嫡系湘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，都遭到大部裁撤。
曾国藩系湘军除了鲍超部追剿闽粤一带太平军残部外，仅一年之内就被裁军6万余人。
左宗棠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所属楚军4万余人被裁一半。
李鸿章的淮系5万人马，原拟裁撤2万余人，但因剿捻军务保留下来了4万余人，而且随着剿捻的需要淮军不断得到扩充，人数增至7万。
此时的湘军集团，曾氏兄弟受到压制，刘长佑和刘坤一一系也不受重用，左宗棠虽然被授予钦差大臣、陕甘总督，但在剿捻的军事行动中，仅仅作为李鸿章的副手。
左宗棠志大才大，不愿意屈居李鸿章之下，可是清廷的既定策略是“扶淮抑湘”，左宗棠注定争不过李鸿章。
当剿捻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，李鸿章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战果，同治七年七月十日，授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职。
也在同一时期，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曾国藩被调离两江总督，并在号称“疆臣之首”的直隶总督任上，权力受到限制，最终因天津教案受挫，返调两江后郁郁而终。
第二阶段为湘淮互制
持牌可查配资平台剿捻时期，相对弱小的淮系被清廷扶上正位，以制衡曾国藩和左宗棠。
问题是，淮系崛起的速度太快，大有一家独大的苗头。这个时候，清廷又开始转变策略，有意扶植湘系以对抗李鸿章。
这一时期，李鸿章的风头无人能及，曾国藩又死于任上，湘军中资格最老的就只有左宗棠了。
正因如此，清廷起用左宗棠负责西北军务，使得“淮湘互制”的条件得以成熟。
随着西北军务的不断铺开，左宗棠获得了清廷的大力支持，湘军势力的主流也从曾国藩系转向左宗棠系。
为了增强军事实力，左宗棠所属的湘军增至7万余人，与李鸿章的淮系旗鼓相当。
同治十二年九月，左宗棠肃清回民起义，当年十月即被授予协办大学士。
而此时的李鸿章，已经顶替曾国藩，荣升武英殿大学士，地位仍在左宗棠之上。
另外，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直隶和两江权力格局中，清廷一直很注意“湘淮互制”策略的部署。
在直隶，李鸿章自同治九年八月担任直隶总督以来，虽颇有不安于位的窘境，但毕竟持续担任直督。
而两江总督自同治十一月二月曾国藩死后，关于江督的接任人选问题，就曾引起一番争夺。
清廷先是以湘军集团成员、前山西巡抚李宗羲接任江督，但又安排淮系成员、漕运总督张树声改任江苏巡抚，试图在湘淮之间制造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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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李宗羲后于光绪初年继任江督的刘坤一、沈葆桢、左宗棠等人都是湘军集团成员。
这样一来，清廷就在南北督抚之首的直隶和两江的权利格局下布下了“湘淮互制”的长期态势。
并且在同治十三年八月，授左宗棠东阁大学士一职，这么做的目的既是为了褒奖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功，更是在李鸿章声望地位上升期间，给李鸿章以有力的牵制。
尽管李鸿章于当年十二月再晋文华殿大学士，但在左宗棠不断上升的态势下，确感压力倍增，也增强了对左宗棠的戒备。
清廷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，是左宗棠入阁拜相的关键原因所在，功劳反而是其次。
举人入阁不符合常理
明清几百个大学士，没有一个是举人出身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左宗棠入阁绝不仅仅是概率的问题。
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是明清两朝始终奉行的铁律。
道理很简单，大学士作为文官之首，出身必须要硬，如果举人都能入阁，那么朝廷的脸面何在？
不仅仅是大学士，还有很多岗位都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，比如礼部尚书和侍郎，以及吏部左侍郎等职，历来都是非进士不授。
功劳和皇帝的宠信在出身面前都要让路，有清一代既有功劳又受皇帝恩宠的大臣不在少数，像雍正朝的田文镜、李卫，乾隆朝的方观承等，都是因为出身问题而未能入阁。
要是将左宗棠放在乾隆朝，以他的功劳封一等公爵可能不会有悬念，但是入阁拜相的概率几乎没有。
别看左李二人争了一辈子，斗了一辈子，但本质上来说，他们都在借对方的力走上了仕宦的高峰。
说到底开放式基金配资平台，只有在政治平衡被打破的时候，朝廷才会有非常之举。毫无疑问，左宗棠既占了时又占了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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